巴菲特：在拯救所罗门的时候，查理进入了所罗门的审计委员会。
当时，所罗门有大量衍生品合约，这些衍生品合约的价值定得很随意。我记得，那时候为所罗门公司做审计的，是美国当时最大的审计机构，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。
巴菲特：对，早倒闭了。当年，它是最大的。在一次审计中，查理发现了一笔2000万美元的错误。
芒格：审计师说，这是一个小窟窿。审计师和你讲“小窟窿”，这样的审计师，还能信吗？（笑声）
巴菲特：这个故事，以前我从来没讲过，我给你们讲一下。
当时，国会要严查所罗门。我参加听证会的时候，刚到所罗门十天。
我对听证会的委员们说：“虽然我刚来十天，但是在这十天里，我还没发现所罗门在会计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。”
我那时候真才刚到十天。除了让所罗门惹上大麻烦的那位，我还真没发现别的问题。我不知道我可能发现什么别的问题。所罗门每天做的交易难以计数，到底哪里存在什么问题，不是那么好找的。
我在听证会上表示，就我现在看到的情况而言，所罗门在会计方面是合法合规的。
幸好我是在来到所罗门十天后出席的听证会，因为后来真发现了一些问题。
一个月之后，所罗门的首席财务官走进了我的办公室，他对我说：“沃伦，有个事，需要向您汇报一下。”
他告诉我，12年前，所罗门作为一家大型投行，与大宗商品交易商菲布罗强强联手，它们合并之后，成为了一家实力更强劲的大公司。
首席财务官告诉我，12年前，两家公司合并的时候，菲布罗以商品贸易为主，而所罗门以证券结算为主。
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没搞明白，如何把两家公司的账目合并到一起。负责审计这笔合并交易的是安达信，它可是美国当年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。
于是，所罗门的账总是对不上，每天都在浮动。每天总是要把数字调整一下，让资产等于负债。今天是173,412,000美元，明天就是另一个数字。
我很庆幸，我是一个月之前出席的听证会，那时候，我还不知道这个情况。
如果国会晚点儿把我传唤到听证会，我一定会告诉他们这个情况。“我们有一个数字，每天都在浮动。这个账目，12年了，一直搞不明白，安达信也对不上。”（笑声）
资产必须等于负债啊。那怎么办？只能每天调整了。大家听了可能觉得，这事也太离谱了，但真就有这么奇葩的事情。
芒格：咱们可以给这个数字起个名字，就叫它“浮动的小窟窿”吧。（笑声）
巴菲特：可以啊。那时候，查理在所罗门的审计委员会任职。
我一直有一个建议，只是这个建议不可能付诸现实，我非常理解个中缘由。
市场中有高达数万亿美元的衍生品，人们对衍生品的准确价值却不得而知，只是每天主观地填上一个数字。银行、投资银行等众多金融机构都持有大量衍生品。
在伯克希尔的公用事业部门，为了遵守监管机构的要求，我们也利用衍生工具进行一些对冲操作。
对于我们持有的衍生品的价值，我们同样是自己填上一个数字。
在衍生品的会计处理方面，我曾提过这样一个建议：安排工作人员花上一两个星期的时间，把那些条款最复杂的衍生品合约找出来，看一下同一个衍生品合约，一方给出的估值是多少，另一方给出的估值是多少。
随机挑选100个最复杂的衍生品合约，最后汇总一下研究结果。
有时候，同一个衍生品合约，一家公司填的是2800万美元，另一家公司填的是3300万美元，然后两家公司还是由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。天哪！
这条建议，我以前提过一两次，但没有人真这么做。如果我来改革会计制度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衍生品合约的估值。
然而，生活中有很多事是不得已的。没人愿意像我说的这么做，谁都不想成为众矢之的，谁都不想冲上风口浪尖。我对此表示完全理解。
巴菲特：有个话题，我准备好了，特别想讲。可惜，一直没人问我。我只好自问自答了。（笑声）
我们收购阿勒加尼公司，开出的报价是848.02美元。有没有人觉得这个价格有些奇怪，怎么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了？
这个价格是我报的。最初报价时，我说了，我愿意出的价格是每股850美元，减去阿勒加尼公司支付给财务顾问的费用。
阿勒加尼公司一定会聘请财务顾问，它只是像其它上市公司一样，遵守特拉华州《普通公司法》的规定。
在上市公司进行重大交易时，聘请独立的财务顾问，上市公司的董事可以免于承担一定的责任。
大家都是按照法律规定做事，我没有责怪任何人的意思。我只是想用我的行动，引起特拉华州的法官、法律制定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。
我想用我的行动表明，其实，做这笔收购，我愿意支付每股850美元的价格，但是，如果我们收购的对象需要向财务顾问支付1000万美元或者4000万美元的费用。
这笔钱是从谁的口袋里拿出去的？是从我们买方的口袋里拿出去的。多少年来，游戏规则一直如此。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呢？
我给大家讲一点我们的历史。在伯克希尔·哈撒韦的历史上，在过去57年里，我们有两次需要聘请独立的财务顾问出具公允意见。
我们第一次聘请独立的财务顾问，是在1978年11月27日，是多元零售公司与伯克希尔的合并。
我同时投资了多元零售和伯克希尔两家公司，但这两家公司还有各自的其他股东群体。在这两家公司合并时，我是最大的潜在受益者。
我在写给所有股东的公告中说：“我相信多元零售和伯克希尔的股东都将受益于此次合并。然而，此次合并是否进行，将由两家公司除我之外的所有股东投票决定。只有除我之外的其他股东大多数赞成合并，我才会投票同意合并。”
虽然我的持股最多，但由我来决定合并的价格不合适。我向所有股东保证了，由他们投票决定此次合并是否公平。
但我说的不算数，我们还必须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获得公允意见。这是伯克希尔历史上第一次聘请独立的财务顾问。
我对查理说：“咱们需要一个公允意见书。怎么算公允？你知道，我知道，桑迪也知道。如果只是我们三个之间的事，十分钟内，就能得出一个咱们三个人都认为公平的结果。但是，还有公众股东，就不能只由我们三个说了算了。”
我对查理说：“查理，公允意见书要花一两百万美元。投行派一个新招的员工过来，他出具一份没几行字的报告，就要收我们一两百万美元。他们其实什么也没做，对这两家公司毫不了解，只是出个报告，就要收那么多钱。我们没这份报告还不行。你说我们怎么办？”碰到类似的问题，我总是找查理。
查理说：“沃伦，很简单。把最有名的十家投行列出来，按我说的做。”我说：“好的，怎么做？”
查理说：“把它们按照名气的大小，从1到10排好顺序。先给第一家打电话，你就说，6万美元，出一个公允意见书，干不干？
这个价格压得这么低，对方一定觉得受到了侮辱，他不可能答应的。他真接了这个单子，往后就没办法做其它公司的生意了。人家会说‘你收巴菲特就6万美元，凭什么收我们200万美元。’”
查理接着说：“别管他，你就说，你就出这么多钱。对方可能很恼火。你接着给第二家打电话，还是这个报价。从第一家打到第十家，如果没人接这个单子，再从第一家开始打一遍，这回把价格提到8万美元。”（笑声）
于是，我按名气大小列出了十家投行。第一个电话，我打给了E.F.赫顿公司的杰克·沙德。杰克·沙德是汤姆·墨菲的朋友，也是比尔·鲁安的朋友。杰克·沙德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投资银行家。
我和汤姆·墨菲、比尔·鲁安很熟，与杰克·沙德并不熟，只是通过朋友介绍和他见过面。我给他打电话说：“杰克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”
杰克说：“久闻大名，你是我朋友的朋友，有话就说，别客气。”
我说：“我要说的这件事，是要让你吃大亏的。我很清楚，听我说完，你很可能大发雷霆，把电话一摔直接挂掉。”我接着说：“我们制定的流程是这样的。”
我给他讲了我们的流程，我告诉他，我们第一个电话打给他，如果他拒绝了，我们会接着打给普惠公司。
我告诉他：“我列出了十家投行，如果从头到尾打了一遍，没人接单。我会再打给你，把报价提高到7.5万美元。如此重复，直到最后有人接单。”
我接着说：“杰克，我第一个打给了你，6万美元，你要是接了这个单子，那你是砸自己的牌子，以后别的客户会说‘多元零售和伯克希尔，你们只收了6万美元，凭什么让我们交200万美元？’”
杰克说：“别担心，沃伦，我能搞定。”他说：“我们接了。”
就这样，我们找到了一家，还需要再找一家。第二个电话，我打给了普惠公司，我讲了同样的话。
我说：“E.F.赫顿愿意给我们出一份公允意见书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，这不是砸自己的牌子吗？”
普惠公司回答我说：“我们愿意收6万美元，出另一份公允意见书。”
巴菲特：不是啊，查理，我们得到的报告和其它公司得到的报告一样啊。
后来，杰克·沙德当了七年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。杰克是一位出色的商人。他说得没错，接我们的单子，没有对他造成伤害。
我们付了E.F.赫顿6万美元，一个星期之后，E.F.赫顿就做了一笔同样的业务，收了200万美元。
过了四五年之后，将蓝筹印花并入到伯克希尔时，我们又找到了这两家投行。受通胀影响，物价上涨，我们把价格提到了11万美元。我现在还保留着此次合并的公告呢。
这两家投行仍然是很干脆地说：“我们接了，别担心其他客户，我们会找一些说辞，搪塞过去的。”
谁知道他们是如何对其他客户解释的呢？我只是觉得，应该有人站出来，指出这钱是白花的。
虽然是白花的，但有人必须花这笔钱，不花就不行。只有花这样一笔钱，才符合特拉华州《普通公司法》的章程。
律师会告诉上市公司的董事，只有他们聘请独立的财务顾问，才能免于承担某些责任。我觉得，应该有人站出来，把这件事的真相说出来。
所以，在收购阿勒加尼公司时，我开出了848.02美元的报价。
在过去，我们经常通过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上课，让大家看清楚金融的现实，以及这种现实带来的种种影响。
这次，我们又给大家上了一课。看清了金融的现实，你就知道了，为什么家长都想把孩子培养成金融精英，而不想把孩子培养成电工。
你们的董事会主席是个怪人，他有时候会做一些怪事。查理，这件事是你出的主意，你怎么看？
巴菲特：这次收购阿勒加尼公司，把报价定为848.02美元，我事先没和查理商量。
老唐注：这个故事太生动了。实在难以下手删减，几乎全文保留下来了。
看后，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悲伤。有些显而易见不对头的事情，就是这么被无数人莫名其妙地坚守着，过去有、今天也有。投资界有，其他领域甚至可能更多。
我父亲的工作与投资相关。我父亲对投资没什么兴趣，但是他的书房里有一些关于投资的书。
我非常崇拜我父亲，我经常去父亲的书房里读书。读了那些书之后，我就对投资产生了兴趣。
幸好我父亲不是职业拳击手。我要是去打职业拳击，得被人打得满地找牙。我走上投资之路有一定的偶然性。
你要是对一件事有心动的感觉，你就知道了，这就是你要做的事。一个人要做什么事，得跟随自己的内心，不能学别人。
我对学生们讲过：“找到你们热爱的事。”一旦选定了做什么工作，很可能要做一生。既然如此，怎么能和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，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？
有时候，迫不得已，我们不得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。有选择的话，还是要追随你最敬重的人，做你最喜欢的事。
芒格：我给这位年轻的女士一条建议：遍历所有自己不擅长的事，把它们全部排除。
沃伦和我就是这样，最后发现我们最适合做投资。别的事情，我们试过了，我们都做不来。
芒格：其实，仔细想想，有两种事，是我们始终做不成的。
第二种，我们缺乏能力的事，但这事又很难，我们也是怎么都做不成。
巴菲特：没错。60年来，我们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。一路走来，我们一直非常享受整个过程。
芒格：其中的道理，耐人寻味。有的人很聪明，他们自以为，凭着自己的聪明劲，就算是他们不感兴趣的事，他们也一样能做好。其实，是不可能做好的。
巴菲特：是这样，我可以从我的亲身经历中举出很多例子，我们不展开讲了。
老唐注：两位老人说的很清楚，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，回避自己不感兴趣及可以证明不具备相应能力或禀赋的事情，然后深入、持续学习、持续提高，直到永远。
